恒利决策都市传说为什么经久不衰？

1959年，理查德·多森（Richard M. Dorson）首次在《美国民间传说》中引入了 “都市传说”这一概念。至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以印第安纳大学为中心的都市传说研究中心。因此当人们谈论都市传说研究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然而在欧洲，同样存在着富有特色的学术探索。与美国学者更侧重于当代社会心理和流行文化不同恒利决策，欧洲悠久的历史与文学传统使得学者们更关注隐含的文化身份、历史延续和地域差异。

1991年，当代传说国际研究协会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成立，随后创办了多个学术期刊与国际研讨会，如《当代传说研究视角》与《当代传说通讯》。这些学术平台标志着欧洲学者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

现代个体的情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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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民俗学家吉莉安·贝内特（Gillian Bennett, 1939—2023）是当代传说国际研究协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她在曼彻斯特地区开展了一项关于英国“鬼故事”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她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足病诊所，凭借其在社区中的良好声誉，贝内特得以对前来就诊的病人展开为期五个月的访谈，围绕“超自然信仰与个人经历”进行深入交流。参与者共87人，大多为曼彻斯特地区的中产阶级老年女性。

1987年，贝内特将这次田野调查的成果结集出版。1999年，在她的女儿、心理学家凯特·贝内特的协助下，她重新审视并扩展了原始调查资料，纳入了来自莱斯特地区的新材料，同时弱化了先前的性别视角，最终完成了《唉，可怜的鬼魂：故事与话语中的信仰传统》（Alas, Poor Ghost: Traditions of Belief in Story and Discourse）一书。在每次访谈中，贝内特都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相信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出乎意料，“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相信与死者存在某种形式的接触”。贝内特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当代英格兰民间的超自然信仰中，鬼魂并非一种恐怖和不祥的象征，而是充满了亲切与抚慰的内涵。

与一般意义上的都市传说不同，这些访谈者讲述的并非来自“朋友的朋友”，而是被他们声称为亲身经历。正因如此，贝内特将这类故事命名为“亲历叙事”。然而在她看来，亲历叙事同样属于现代都市传说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更加个人化、地方化。

在体裁上，亲历叙事融合了传统寓言、传说、流言与个人经验，没有英雄与众神，取而代之的是我、我的邻居、朋友等人物。与都市传说一样，亲历叙事也遵循相似的叙事结构，包括摘要、背景介绍、情节发展、评价、结局与尾声。贝内特指出，现代传说之所以“现代”，并不在于其内容或主题的与时俱进——这些主题往往是古老寓言和传说的当代表达——而在于它们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中，以个人经验的方式被讲述和理解。这正是现代传说区别于传统传说的关键所在。

贝内特提出了“在场感”的概念。当某人去世后，在世的亲属仍能感受到死者在他们生活中的存在；这种存在通常是感官上的体验，最常发生的是听到逝者的声音。比如莱斯特地区的Q女士在她的丈夫去世后常听到丈夫在给她建议，帮她找东西以及对房间布置的变化给出评价。这种在场感还会涉及嗅觉，曼彻斯特的伊迪女士说她在父亲去世后很久的某个下午突然在父亲生前的卧室里闻到了他抽烟的味道。甚至是触觉，某位溺亡孩子的母亲感到孩子归来时把他抱在怀里的真实触感。

从弗洛伊德开始，历代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在场感提出过不同的科学解释，将这些归结为丧亲创伤引发的神经科学上的幻觉，并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通常在两年之后）。然而在贝内特的访谈对象中，只有极少数人接受这样的解释。

在贝内特看来，理性主义和超自然主义既是两种文化选择，也是两种互相竞争的话语体系。自启蒙主义时代以来，尤其是西欧大部分地区，理性主义的压倒性话语不断削弱死者被赋予的社会角色。然而，贝内特认为，并没有真正的证据支持理性主义是文明进化的终点。在当代社会，将悲痛仅仅局限在临床关注的问题已不再可行。在一个高度原子化和个体化的现代社会恒利决策，对于失去亲人的悲痛，科学解释并不能带来情感上的真正慰藉，而确信与讲述这些故事，却成为人们不愿意放弃爱的唯一方式。

位于英格兰北部的城约克流传着很多鬼故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寻鬼”。每位游客都可以带回一个“ 约克幽灵”，这种由橡木雕刻而成的小纪念品，据说可以抵御邪恶。

都市传说与地方认同

如果说西欧的启蒙主义理性不仅影响了此后几个世纪的全球化秩序，更在与超自然信仰的话语竞争中塑造了当代英国的都市传说景观；那么在欧洲另一端的圣彼得堡，都市传说则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成为地方身份的象征与传承载体。

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的开篇，玛丽·雪莱将他的主人公罗伯特·沃尔顿置于圣彼得堡，以这座城市作为冒险的起点，即将启程前往北极。民俗学研究者朱莉·巴克勒（Julie Buckler）认为这绝非偶然。在她看来，圣彼得堡本身就是一座“传说之城”。那里凛冽的北风和传说的氛围奠定了整部作品诡异荒凉的基调。朱莉·巴克勒在《勾勒圣彼得堡：帝国文本与城市景观》（Mapping St. Petersburg: The Imperial Texts and City Shape）中，用整个章节追溯了圣彼得堡的都市传说传统。

在巴克勒看来，都市传说如同圣彼得堡纵横交错的运河，深深嵌入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之中。首先，从空间和隐喻层面看，这座城市本身就诞生于一个创世般的传说之中——作为彼得大帝雄心勃勃的工程，圣彼得堡建造在成千上万农奴的集体坟墓之上。18世纪初，芬兰湾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肆虐的疾病导致大量劳工在建城过程中死亡。死亡如同幽灵般缠绕着这座城市，并构成了独特而阴郁的文化基因。

苏联画家描绘彼得一世在圣彼得堡建造现场的画作。

比起欧洲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圣彼得堡仅仅三百年的历史显得单薄而贫乏。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的观点被后来许多学者引用——圣彼得堡历史的匮乏催生了大量的神话传说，从而填补了这座城市最初文化符号上的空白。洛特曼认为，这座城市居民的生活独具特色，其魅力源于“谣言的特殊作用”以及市民间口口相传的“异常事件”。

相传，策划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索菲亚·佩洛夫斯卡娅被处决后，其游魂常在附近的桥上徘徊。

所以，在圣彼得堡，都市传说作为一种口头文类，并非只在底层民众中流传，它突破纵向的社会等级，向各个阶层延伸，为整座城市形成特殊的文化纽带。这一现象尤其体现在俄国文学和诗歌中。巴克勒发现，与圣彼得堡有关的文学作品常出现都市传说的影子。比如19世纪30年代有过一个著名的传说：宫廷侍从长官的办公室里，桌椅等家具开始自己跳舞；长官请来神父驱魔，但桌椅依旧不安分；这引起了官方重视，但最后也没能查出真相。这一传说首先在民众中流传，然后出现在普希金1833年的日记中，又出现在屠格涅夫1834年的通信中，最后出现在果戈理1836年著名的短篇小说《鼻子》中。此外，莱蒙托夫的《沙托斯》，普希金的叙事长诗《青铜骑士》和果戈理的另一著名短篇《外套》均是来自不同时期的彼得堡都市传说。

“建筑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名声。”这句话出自19世纪彼得堡小说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小说《工程师城堡的幽灵》，这部以米哈伊洛夫斯基城堡的宫廷政变和幽灵传说为题材的小说，揭示了一个现象：这座城市的许多传说都深深植根于具体的地理空间——特定的街区、纪念碑、桥梁或建筑。例如，瓦西里耶夫斯基岛上流传的建筑师上吊与夜间游荡骷髅的传说，至今仍影响着当地的房地产行情；而维堡区阴森的氛围，则源于旧军事学院恐怖实验的传言——这些传说甚至让出租车司机都避讳深夜经过。即便是今天，作为著名旅游景点的滴血大教堂和格里博耶多夫运河堤岸，还可见装扮成游魂的表演者，这已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相传，策划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索菲亚·佩洛夫斯卡娅被处决后，其游魂常在附近的桥上徘徊。

历史的留声机

在波兰民俗学家狄奥尼修斯·楚巴拉（Dionizjusz Czubala）的定义中，都市传说则是一种简短的、单一主题的散文，讲述当代生活中那些不寻常的事件，表达了对自身命运拥有发言权的需求。另一位波兰民俗学家哈伊杜克 - 尼亚科夫斯卡（Hajduk-Nijakowska）则强调，这些都市传说背后的推动力是焦虑、恐惧和对危险的感知。

“大屠杀与复仇”是波兰都市传说的重要主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占领了克拉科夫市，关于瑞姆公墓的传说在坊间流传，鼓舞了绝境中的人们。瑞姆公墓建于1535至1551年间，是波兰现存最古老的犹太人公墓之一。该公墓以16世纪拉比——摩西·伊瑟雷斯的名字命名（其缩写为Remah）。纳粹分子破坏了该墓地，推倒围墙，甚至把墓碑运走，用作集中营的铺路石。只有少数几块墓地未遭破坏，其中就包括摩西·伊瑟雷斯拉比及其家人的墓碑。传说，当纳粹企图捣毁他的墓碑时，一种超自然的力量震慑了他们，有人说墓碑喷出火焰，也有人说拉比早已对这些纳粹发出了诅咒。

20世纪70年代，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波兰的都市传说深刻反映了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间的对立心理，以及对“铁幕”另一侧世界的复杂想象。其中“黑色伏尔加轿车”的传说尤为典型——据说有人伪装成神父或修女，诱骗儿童进入一辆黑色或红色的大型伏尔加轿车，目的是抽取他们的血液，为西方富人治疗疾病。而物资极度匮乏的现实困境催生了大量围绕货物和排队展开的传言。例如，有传言称商品被故意藏匿在仓库中，以图让国家陷入混乱；也传说有人因误收来自西方的包裹而一夜暴富。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波兰进入“野蛮资本主义”时期。财富问题成了不同社会群体间争论的焦点，关于政府官员的腐败传说和奢靡生活的故事为当时的传说提供了素材，比如总统儿子开着豪车兜风。同时，随着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社会文化也从保守转向开放，致使波兰人对于艾滋病病毒的恐惧超过了其他任何事物，也由此催生了各种关于毒品、性和艾滋病的传说。比如，感染病毒的牙医和男士修面师将病毒传染给了他们的顾客；神秘女郎故意通过性和毒品传播病毒等等。波兰民俗学家玛尔塔·沃伊奇卡（Marta Wójcicka）认为这一时期的都市传说展现了普通人的世界观——一个在当代文明的罪恶中弱小且迷失的人的世界。

欧洲学者的文化研究揭示了如此事实：都市传说绝非只是街头巷尾的流言蜚语或茶余饭后的诡异猎奇。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故事形态，跨越时间、地域、种族、阶级，维系生者与逝者的联结，拼凑地方身份的碎片，保存民族集体记忆。都市传说，因其持久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互联网时代演绎出新的活力。

责任编辑|常凯